文
Lisa
编辑
依蔓
这医院，候诊的走廊却出奇得窄。产科B超室的门口，孕妇们挨挨挤挤，各自扎堆聊天。我一个人坐在角落，垂着头，双臂交叠，挡在腹部前面。和身边的一个个大肚子比起来，我平坦的小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
“唉，闷死了。”坐在旁边的孕妇突然站起来，硕大的肚子朝向我，卡其色的毛衣后面，我几乎能清晰地看到肚脐的轮廓。
“为什么是我？！”我盯着那个肚子，心里想着，把下嘴唇咬得生疼。
一个奇怪的念头冒出来：医院旁边就是动物园。就是那一刻，我决定要离开这里，我要带肚子里的孩子去动物园看看。
“宝宝，我们走。”我在心里说，越过一个又一个大肚子，逃了出去。
01
在我的印象当中，第一次明确产生“等我有了孩子……”这样的想法，大概是在15岁。那时候我的身体快速发育，有天晚上洗完澡出来，发现卧室的窗帘开着一条很大的缝，“哎呀，你怎么不把帘子拉好！”我回头冲我妈喊。她头也不回，“没事儿，看不到的。”我在心里暗暗生闷气：“哼，等我有了女儿，我一定给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。”
我想有个女儿——不，我几乎确定，我以后会有个女儿。这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。
从那开始，我会在自己的日记本最后留两页，上面列着一个单子，叫做“等我有了孩子，我要……“所有求而不得又说不出口的爱、尊重、保护、包容，全都被我记在里面，像是包了个鼓鼓的锦囊，等到自己成为妈妈的那一天，打开，兑现。
差不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和同学走在路上，偶尔会有小孩子误把我们叫做“阿姨”。同学很生气，抓着小孩子要求改口：“叫姐姐！我是姐姐！”我就只是在一边笑。
我喜欢被叫做“阿姨”。12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成为“姑姑”，在老家那个砌着灰色墙砖的长长的胡同里，我把红包塞给堂哥怀里的娃娃，用食指轻轻碰了下她的小脸蛋。她张开嘴“啊啊”了两声。那感觉真好。很多年里我都在回味那种感觉。有点像是吃了一颗阿尔卑斯奶糖，巧克力味的那种，吃到一半糖漏到了心里面，化开了，痒痒的，暖暖的，麻酥酥的。
后来我发现，那种感觉在其它一些时刻也会出现。
比如初中上篮球课，瘦小的女同桌来了月经还偏要打，打到一半疼得直冒汗，脸色煞白，呼哧呼哧喘着气。我冲上去叫停，把她扶到一边的石凳上坐下，让她把整个身体靠在我肩膀上，汗珠沿着脖子淌下来，流到我手背上，我没动，就一直撑着胳膊让她靠着。那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在我心里荡漾开。
再比如高二的时候，班里有个年纪比我们都小两岁的女孩子，被选送到高三插班，突击“少年班”。我那时是学生会干部，经常利用“职务之便”跑去看她，发现她压力很大，就买了个本子，发动全班同学给她写鼓励的留言，趁检查跑操的时候送到他们班的队伍里。她嘿嘿笑起来的脸，在路灯底下特别好看。
慢慢地我发现，同学开始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后缀——“XX姐姐”，我笑纳了这个称呼。它让我觉得被需要、被喜欢。
记得有一次班级团体活动，带活动的心理老师问大家，如果要在团体里选一个人做妈妈，你会选谁？选好以后，把自己的手搭在她肩上。一分钟后，我左右肩膀上交交叠叠，落下了很多只手，超过团体的一半。
所以当26岁的我，在自己的婚礼上说出“我愿意”的时候，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，是夕阳下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躺在摇椅上晒太阳，孙子孙女在一旁打闹着呼啸而过，然后我们喊着“小心，别跑啦”，起身想追却追不上，孩子们笑作一团。
成为“妈妈”这件事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从来都不需要考虑，它就像春晚的《难忘今宵》一样，是一项确定无疑的安排。而且，是一种幸福的安排。
但我从未想过，这条路，如此艰难。
02
“这个孩子……可不太好啊。”
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正躺在妇产科B超室的床上，盯着B超大夫挂在颈间的粉红色带子看，觉得很刺眼。带子的一端连着电脑，另一端连着探头。我的肚子被抹满黏糊糊的液体，探头在上面划来划去。
“这是你第几个孩子？”她侧过头来问我。我把视线从带子上移开，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，想回答，却说不出话。陪我进来的朋友上前走了两步，替我回答：“第一个。”我瞥到她看了我一眼，但我不敢看她，死死盯着她拿在手里的手机。手机屏幕亮着，是相机状态。哦，她刚刚说，要帮我拍下孩子的第一张照片。
我突然很想侧头看一看电脑屏幕上的画面，可身体像冻住了一样，完全无法动弹。
我闭上了眼睛。
我的第一个孩子，刚刚13周大，就这样被宣告“先天发育不良”。那一年，我28岁。
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走出B超室的。记忆中的下一个画面，就是我坐在B超室外的椅子上，盯着手里的B超单一遍遍地看。“露脑畸形？右上肢缺如？”这是B超单上的最后一行字。我看着那两个问号，心想，问号就说明不确定吧？会不会误诊？是不是搞错了？
先生在一旁握着我的手，没说话。他历来不会安慰人。很久，他凑近我耳边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”我一下子绷不住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滚了下来。
我确实很“努力”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“努力”就是我的信仰。在备孕的一年半、怀孕的三个月里，我像备战高考一样，恨不得把每个知识点都学到、每道模拟题都做一遍。我把各大备孕网站上有价值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，在白纸上清晰地画出早晨7点的体温曲线，把排卵试纸标上时间依次填好，听从医生的建议按照排卵监测的结果安排房事。发现怀孕后，我郑重地把“大姨妈”APP的状态改为“怀孕”，认真记录“孕期日记”，谨慎安排饮食和作息。
可是我忘了，考试有正确答案，人生没有。我以为我做好了“万全”的准备，命运却给我出了一道残酷的“加试题”。
“哎呦，这么不好啊。”这是我的主治医生看到B超单，说的第一句话。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，“没事啊，还不算晚，我马上给你安排住院。对了，医院还不能出这种产前诊断，医院，你马上去那做个鉴定，把结果拿回来，就能马上做了。”她的语速飞快，连着用了好几个“马上”，好像我肚子里是什么怪物，要立刻、迅速、采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把TA杀死。
“想明白了就好。”吃完晚饭，妈妈拾起我面前的饭碗，用纸巾抹了一把桌子，但没有看我，“畸形的，说什么也不能要。”说完，很利索地转身走了出去。
“畸形”？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盘里的剩菜，满脑子都是这两个字。
“TA是我的孩子！”我想向所有人呐喊。可四周空荡荡的，没有人回应。
第二天，医院，在妇产科B超室门外的角落里缩着，像是等待最终宣判的罪犯。可是当排号越来越临近的时候，我突然开始后悔。我想，如果这就是我和孩子的最后一面，我会不会后悔没有好好爱TA？我还没有认真和TA说过话。
于是，我带TA去了动物园。我们去看了金丝猴，孔雀，斑马，长颈鹿，我给TA讲自己小时候第一次来动物园被长颈鹿吓哭的故事，我告诉TA爸爸属猴，很爱玩，很喜欢小孩，会是个好爸爸，我和TA在长凳上拍了张自拍，照片里，我右手摸着小腹，微笑看向前方，样子很温柔。我想，我要把最幸福最美的时刻留给TA。
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接近下午下班。原本挤满人的走廊里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孕妇，一脸疲惫地靠在墙上。
B超室里，一个画着浓妆的大夫拿过我的单子，没有看我，反倒很兴奋地招呼后面的几个小大夫：“来来，这个你们看看。”然后，她让我脱下裤子，双手抱腿，把探头伸进了我的阴道。“看到了吧，露脑畸形。”她指给小大夫们看。小大夫们也很兴奋，纷纷凑上前看，指着屏幕交头接耳。“很可能是羊膜带的问题”，浓妆大夫又说，展开了她冗长的宣讲。
整个过程，探头在我的阴道里粗暴地捅来捅去，身边的白大褂们兴奋地看着屏幕里我的孩子，讨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。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。
我医院的。医院门诊楼入口的花坛上，我哭得岔了气。我在心里想，孩子，这个世界，你不来也好。
住院之前，我把留了5年的及腰长发剪掉，和我给孩子写的信一起包在一个很精致的荷包里。荷包被我小心地缝起来，偷偷塞进病号服的口袋。医生给我的阴道塞下引产药的时候，我死死攥着那个荷包，脑子里是两天前，给我做检查的小护士误以为我是产检，让我听的胎心，“咚咚咚咚咚咚咚……”像小火车一样，那么昂扬、茁壮。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”，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。每宫缩一次，我都觉得，是我的孩子在挣扎，TA说TA很难受，TA说TA不想死。
我是在卫生间里产下TA的。先生叫来小护士检查胎儿，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小护士找了很久，低声耳语：好像还少一条胳膊。我一边疼得发抖，一边一字一顿地告诉她们：是，我的孩子没有右上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把“我的孩子”这四个字说得特别重。
我曾经在日记里给TA起了个小名叫“小猴纸”，因为TA和先生都属猴，我想，这或许是上天的安排。3个月后，我在那个叫做“小猴纸”的文件夹里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，题目是《宝宝，妈妈要往前走了》。写下那行字的时候，我有点担心忘掉TA，那像是一种背叛。
事实证明，我没有。
03
再一次见到早孕试纸上的粉印，是一年半之后。我又惊又喜，自己在卫生间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照一遍，拍了照拿到阳光底下再看一遍，过两小时重新测一遍，然后把两个试纸排成一排，对比颜色是不是有不同，确认不是自己看花了眼。
等到三条试纸显示出三道粉印的时候，我给先生发